【新莆京賭場網址】古代文學研究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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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時候,指出問題就是解決問題的開始。學術思考的深入,研究視野的拓展,思想格局的提升……學術的每個點滴的進步,都離不開批評與爭鳴。張瑞君教授是資深的古代文學研究專家,他的文章對近幾十年來的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存在的問題進行了系統檢討。我們編發這篇論文,旨在期待學界在古代文學研究中,不要忽視對以往的反思與總結,以便從中尋找未來的方向。
近幾十年來,古代文學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對成就的總結已經有不少論文論著,筆者也沒有必要再錦上添花。我們不能妄自菲薄,但是更不能妄自尊大。這幾十年的古代文學研究的局限與不足,值得我們認真思考。
文學史以及詩歌史、散文史、詞史、小說史、戲曲史等力圖在超越幾十年以前的寫作模式,努力尋找文學內部發展的規律,也盡可能將文學發展置身于時代精神中去考量,然而整體的效果并不十分理想。給人的整體感受是文學內部發展軌跡的闡釋或過于概括或線索模糊,文學外部環境的闡釋顯得過于宏觀空乏。內部與外部關系的論述更顯得欠缺,有的仿佛為寫而寫,好像兩張皮,外部環境對文學的影響常常不是從大量的原始材料出發進行理性的歸納,而是從既定的理論思維模式去簡單羅列一些常見的資料,再做十分概括的闡述,于是往往給人似曾相識燕歸來的感受。除了論證材料的大同小異而外,著者均有建立獨立的學術品格的主觀努力,但學術研究的路徑及論述的方法卻很難給人以創新的感受。文學內部承傳流變的規律以及形成這些規律的動因揭示得不夠。因此真正從本質上對幾十年前同類著作的超越在一定程度上只是美好的愿望。
就文學史的編寫模式而言,很難達到深邃的歷史意識、扎實的知識儲備與通達科學的分析方法的融合?;緵]有擺脫幾十年前的定格,不能說千篇一律,但是基本是時代背景、作家生平、創作分期、內容與藝術,地位與影響。大作家一章、名作家一節,主要作品加具體分析。由于研究的專業化分工越來越細,許多研究者專注一個朝代,甚至一個作家,更甚者一個問題幾十年不變,咬定青山不放松,不能否定這種研究態度,但是轉身一變成為文學史的編著者,就很難實現角色的成功轉換,極易使文學史變成個案研究的集成品。
文學批評史、文學思想史以開拓學術研究領域為己任,比幾十年前無論資料收集的廣度、論述的深度都有很大進步,篇幅大大增多。然而文學批評史主要論述的依據與以前歷代涉及的名篇大同小異,許多有價值的材料未被注意,許多原始別集選集筆記等沒有做資料長編,一些文學流派由于內部關系復雜,也沒有深入論析。概括是明顯的長處,但深入不夠為明顯的短處,文學研究的辯證法就是如此。如何不被豐富繁雜的材料所束縛,是必須解決的課題。而從材料中走出來進行宏觀審視時,不能片面取舍材料,而應該從全部材料出發,這樣的理論才能令人信服。
中國文學批評的片面性正是其批評的策略,無論以意逆志、推溯源流、意象批評、論詩詩、詩話、詩格、評點、摘句、選本等,方法是以偏概全、以點帶面,重感悟、重直覺,評論的語言又善用象喻,由于這些著者在歷史上的身份地位使其理論富有極大的號召力。后來的研究者如果不理性分析、批判地繼承,常常自覺不自覺地陷入既定結論的泥淖中。這方面的教訓也不在少數。而對于傳統文學理論的范疇,每一個時代都有新的內涵融入,有的研究著作力圖解釋這些范疇,但是沒有用動態變化的方法,而僅僅是靜態概括的歸納,有待深入細致的研究。一些著作靜止地寬泛地簡單套用在自己的研究里,必然失去針對性。
就斷代文學研究或一個朝代某一時期文學研究的成果看,有的并未進行原始文本的全部審視,如宋詩、明詩、清詩、近代小說等宏觀研究對文本的全部審視費時巨大,因而便以傳統框定的名家為研究對象,其他基本無暇理會了;有的只是主要個案研究的簡單堆積,再在每章前加一個所謂宏觀的靜態的敘述。對一個朝代或一個朝代某一個時期文學內部與外部發展變化的軌跡缺乏深入的剖析。正如韋勒克所言:“如果要了解整個山脈,當然就不能僅僅局限于那些高大的山峰?!?br /> 無論宏觀研究也好,微觀的個案研究也罷,文學的創作是一個不斷變化的過程,既有對傳統的繼承,更有時代精神下的超越。其中的因素有外部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的變化,有內部的個人經歷、年齡變化、經驗的積累等,對這個過程解釋得越具體,對其發展變化的原因挖掘得越深,研究價值就越大。而這個時期的研究者大多習慣靜態觀照的研究方法,熱衷于歸納概括其總體風格。但是太概括則太抽象,歸納的僅僅是研究對象的一般共性。有時仿佛放在很多地方都適用,研究成果的價值大打折扣。
千百年來形成的經典判斷標準嚴重影響研究者的評價與分析,從幼兒園、小學到中文本科專業的教材,歷代選本,詩話等。個體的研究者一生都在揮之不去的影響中思考,想否認這些標準十分不易。作為研究者的知識譜系這個標準在左右、支配、影響自己獨立的判斷。那些不被重視的作家幾十年的研究也常常有不被重視的現象。
學者試圖拓寬古代文學理論研究的視域,從哲學、文化學、佛學、書畫等角度切入,也產生了不少成果。這類成果開疆拓土的意義不容置疑,然而由于不少學者對這些學科缺乏深入的研究,有的對這些領域基本的文獻尚未達到學懂弄通的程度就草草上馬,免不了強做闡釋、生硬分析,個別直接從這類研究成果中找材料找理論,再與古代文學理論簡單掛鉤,研究的成果就更難以令人置信了。
編年史、年譜、作品編年類著作論文不少,成就斐然。然而不少成果科學求證精神不足,為了對研究對象有所創獲,有時在現有材料根本無法得出結論的研究現狀面前,大膽做人為的超越?;驅]有關聯的材料強行索解,妄加聯系;或違反無證不信、孤證不信的原則,大膽假設,根本沒有材料支撐;或抓住一條關系不大的材料無限延伸;或搜索一鱗半爪的無關材料,無限度猜想。更有甚者為了引起轟動、博得關注,從根本經不起推敲的材料出發進行論證,其結論就可想而知了。有的只抓住有利于自己結論的證據,對相反的證據則采取視而不見、避之不理的態度,更不能對所有有關的證據做系統周密的梳理,從而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不難看出,近幾十年來走上學術研究道路的學者在考證的素養與能力上與前輩學者尚有一定距離。
文體史研究方面,材料的堆砌傾向比較嚴重,如何從紛繁的材料中上升為清晰的理性思辨成果,揭示文體自身發展變化的內在規律以及社會文化因素的外力作用高度深度不夠。揭示一種文體在每一朝代形成的獨特個性的過程更顯不足。給人總體感受基本上沒有突破文學史編寫的思維定式。
對杰出的文學家而言,文學創作僅僅是其全部人生的一個角色。他可能是政治家、哲學家、歷史學家、教育家、書畫家、金石學家等。這些角色不斷影響甚至滲透到其文學創作中,不僅僅局限在題材的拓寬,更直接作用于獨特藝術風格,成為影響其藝術個性的重要因素之一。研究者對其文學創作研究較為深入,對其他方面研究明顯欠缺。為了研究,走馬觀花地了解一下其他角色的學科就給予論述,很難深入融通。
文學與其他科學的聯系錯綜復雜,文學性不是永恒的、抽象的,而是歷史的、變化的、具體的、富有實踐性的。任何文學作品都存在整體的意蘊,包含了政治、哲學、文化、宗教、歷史、社會、心理、自然科學領域等的表達,越是內涵豐富的作品包含的非文學因素就越多?!都t樓夢》等可以說是一部百科全書。評論者大多只在文學方面擅長,其他意蘊的開掘明顯不足。近幾十年作家研究基本上圍繞文學論文學,研究者把研究對象納入自己的知識譜系中,從某種意義上講,已經不是研究者在闡釋作品,而是作品在證明研究者固有的理論。這不是激活作品的生命,更有甚者簡單化的立論固化了作品的意義,限制了作品本身意義的輻射范圍。個性是在對比中顯現的,也就是說研究者知識儲備中的對比材料越豐厚,對于研究對象的獨特特征及創造性就分析得越深入透徹。劉勰所謂:“凡操千曲而后曉聲,觀千劍而后識器。故圓照之象,務先博觀?!毖芯空叱3F扔谏娴膲毫σ宰非髷盗繛閷W術研究之重要動力,操百曲觀百劍不足便汪洋恣肆地揮灑出鴻篇巨著。除了字數驚人,內在創新的價值值得懷疑。
研究者應該將古代文學的內部世界與外部世界貫通起來,最大限度地進行審美批評。這種融通的思維方法,正如徐復觀所期望的那樣:“站在人類文化的立場,沒有任何理由可以排斥對歷史中某一門學問的研究工作。我也發現不出今日中國知識分子在學術上的成就,具備了排斥某一門學問的資格?!痹S多出色的評傳力圖從傳主全部人生角色審視,拓寬了作家研究的視角,對古代文學研究的啟發意義很大。然而不同角度的分析如何形成整體的審美觀照與研究結論,避免作家研究的碎片化,尚有探索突破與提高的必要。
古代文學研究者除極少數對于西方文藝理論排斥而外,大多是積極采用的態度。然而絕大多數西方文藝理論并非自己的知識譜系天然具有的因子,因此研究者多是以匆匆學習立竿見影的實用主義態度來對待。中外文學理論大多并不是純粹的文學理論,而包含在完整體系的哲學、歷史學、心理學、文化學、藝術學等理論中,是系統學科的一部分?!墩撜Z》、《孟子》、《老子》、《莊子》、《史記》、李、杜、韓、柳、歐、蘇,西方從柏拉圖到盧卡契包含的文藝理論莫不如是。如果簡單引用,脫離文本的具體時代背景與完整體系,就很難說尊重了理論。文學作品是作家心靈化的產物,是獨特的個體靈魂用形象實現主觀客觀、理性與感性、內在外在統一的復雜過程。任何古今中外的理論都是從不同的側面、不同的角度提供一種分析的方法。迄今為止,尚沒有一種理論能夠窮盡這個系統的全部。實際上這種理論是永遠不可能產生的。如果不采取批判繼承中外文藝理論的態度,必然使理論失去應有的力量。
彼得·巴里曾經鄭重告誡“絕不能認為理論文章的艱深背后必然隱藏著深刻的思想,實際情況并非總是如此”。且不說研究者大多不是從原著中自覺地內化成自己的理論思維方法,而是從翻譯的中文譯文中引用,對這種理論的適用范圍不做認真思考,對理論產生的社會文化背景及理論的深刻內涵,并未深入把握,以至于這種引用常常是淺嘗輒止,并未對這種理論全面系統消化吸收,更沒有對理論做充分的反思以后再大膽地運用理論。既能大膽利用外來的理論,又能根據研究對象來創造性地修正或改造理論,使其植入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土壤,使其成為一種科學而又實用的方法,這方面十分成功的案例不多。有的為了點綴,但是否適合自己論述的對象,值得懷疑。理論不是無邊際的,生搬硬套在邊際之外的研究對象,必然產生先入為主牽強附會的弊病。
研究者習慣于運用內容與形式二分法的傳統思維來闡釋作品,其實二者是不可分離的。藝術作品的內容必須被轉化為可以充分實現藝術效果的形式。由于對作品進行了二分之一的切割后,再進行二分之一以內的切割,一步一步地肢解,作品的獨創性有時反而變得越來越模糊。
智慧需要智慧者的發現,奮斗者才理解奮斗者的艱辛。文學創作活動是一個十分復雜的系統工程,作者全面調動感知、回憶、想象、聯想、幻想、理智等活動,又妙緒紛披地揮灑在自我的話語體系中,有說不明道不清的靈感誘因。許多研究者終其一生很少文學創作的實踐,許多分析不可避免水中望月、霧里看花,結論也難脫隔靴搔癢的局限。
研究者不能只顧自己發聲,還必須為時代的讀者發聲。對于傳統的文學每個時代都應該用適合時代精神的眼光在繼承傳統闡釋的基礎上重新審視。研究者除了洞悉作家的心路歷程而外,有必要了解讀者的審美傾向與審美期盼。不少研究僅僅滿足狹窄的小圈子,在相當的情況下流于自說自話。伽德默爾曾鄭重提醒:“認為我們可以置身于時代精神之中,以該時代的概念和觀點而不是以自己的概念和觀點來思考,并以此達到歷史客觀性,這只不過是歷史主義天真的前提?!笨陀^上講,研究者并不希望自己的聲音無人回應,而是希望共鳴,這種潛在的動能應該驅使研究者把握時代的脈搏,但是事實差距甚遠。
一切現實的存在某種程度上都是歷史的存在。歷史與現實共存于人類思維的空間中,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任何的研究都不可能是孤立的研究。如何對待研究對象與研究成果是每個研究者繞不開的話題。有不少研究者對自己研究對象不能保持客觀公正的態度,由于一些研究對象以往屬于冷門,填補空白不等于非得拔高這些研究對象的價值,當然也不排除個別學者為了引起對這些對象的關注,采取劍走偏鋒式的人為提升。有一些研究者在前人的成果面前望而卻步,不敢超越,有演繹擴展前人成果的傾向。必須對以往的研究保持懷疑批判的繼承態度,“對過去的每一種理解都包含著某種誤解,因為我們并不是站在歷史之外觀察和評判歷史的,我們對歷史的看法本身就是歷史的產物”。研究是開放的,正像歷史不存在終點。研究者存在的意義是必須在每個時代對已經研究過的作品發現其新價值,否則就失去存在的意義。近幾十年古代文學研究成果的數量驚人,而含金量明顯不足。
一些西方文藝理論認為文學批評本身也是文學作品,這種觀點還值得推敲。但是文學研究的著作與文章不應該一個模式,一種格調。古代文學研究的先輩學者王國維、陳寅恪、聞一多、錢鐘書、朱自清等的研究,不僅有理論高度,而且文筆靈動,論述的語言有自己獨特的個性魅力。這幾十年來,學者的文章應該有更大的飛躍,但是事實恰恰相反,文章似乎變得越來越呆板僵化,學究氣越來越濃。風氣所及,一些年輕學者的文章,也少見青年熱情洋溢、才氣縱橫、語言鮮活。有時甚至摻雜一些半文半白的句式,力求證明自己的老成。不少刊物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為了保證刊物的穩健風格,有個性的文章也難以公之于世。久而久之,創造獨特研究風格的激情被消磨殆盡,不得不遷就編輯的統一要求。時代飛速的進步并沒有孕育出極富時代精神的文風,千篇一律的腔調與日新月異的時代風貌相比黯然失色。
近幾十年來對古代文學研究者與研究成果的批評極少,有一些只是具體學術觀點的討論。大量的綜述只是一種學術發展的陳述或觀點的概括,對研究的缺陷偶爾提及也只是蜻蜓點水,無關痛癢,有時好像為了文章的要求而畫蛇添足。從學術積淀與態度、學術方法及規范等對學者及論著進行言之成理的批評的著作與論文鳳毛麟角。大量的學者研究因為對象是前輩,更是尊崇有加,絕少反思批評。最多也只輕描淡寫說說特殊時期政治運動對其研究的影響,對其研究結論的左右與無奈。許多的書評或流于同行情面或出于朋友請托,很少一分為二的深入評論。一些書評還有人為拔高、言過其實的缺陷。由于缺乏針對性的批評,許多學者近幾十年的學術路徑與思維方法基本沒有改變,沒有主觀超越的愿望與努力。
毋庸置疑,每個研究者都是有局限的,當然這是一個動態的狀況,我們不能否定研究者克服局限的能力和不斷付出的努力。優秀的研究者也許一生都在超越自我,不斷克服自己的局限,但有時終身也克服不了許多局限,這也是不可否認的事實??陀^冷靜地發現問題總比回避更有意義。當然發現問題,并不是立竿見影地就可以找到解決問題的靈丹妙藥,但最起碼給解決問題理清了線索?!皩τ谘芯空邅碚f,在科學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就是發現問題。但發現問題則意味著能夠打破一直統治我們整個思考和認識的封閉的、不可穿透的、遺留下來的前見。具有這種打破能力,并以這種方式發現新問題,使新回答成為可能,這就是研究者的任務?!惫P者期望現在研究者的超越,更期望年輕一代全面的超越,這樣的話,回首與反思的參照價值就具有更深遠的意義。

劉躍進,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編
者按:2013年11月2324日,《文學評論》雜志社、《文學遺產》編輯部、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聯合主辦了古代文學研究:視野與方法學術研討會,數十位專家學者做了精彩發言。本刊就此議題,約請一些專家撰寫筆談,以供學界參考。
視野與方法,是近年來學術界特別關注的兩個話題。80年代,我們特別關注方法問題。90年代以后,我們又將視野作為論題反復討論。其實,這是兩個不同層次的問題。方法與學術技巧相關聯,而視野則與思想境界密切相關。
過去,我們比較重視方法,以為方法改變,學術研究就會有較大的改觀,于是設想了種種方案,也引進了種種方法,為此,還曾展開過種種有益的論爭,也進行了種種學術實踐。問題是,在方法的園地耕耘多年之后,我們發現,問題依然很多,且有愈演愈烈之勢。據權威部門統計,古典文學研究從業者已經多達三萬人以上,其中絕大多數是學位體、項目體培養起來的,而今又有優搏體在年輕的博士群體中十分流行,學術研究越來越匠氣化。有的學者,平面克隆自己,越做越表面化。隨著網絡時代的到來,讀書越來越方便,而耐心讀書的人卻越來越少。大家都渴望對前人有所超越,擁有優異的研究成果,有些學者卻為此標新立異,貪多求快,成批制造著作。據主管部門統計,僅2013年全國出版物就已經多達四十一萬種,其中堆積的所謂學術著作又有多少可以經得起歷史的檢驗?文學研究強調國際化,本意是增進東西方文化的交流,但在現實中,有的研究者對西學不辨優劣,對本土文化缺乏自信,唯洋人馬首是瞻,不僅對其作廉價的吹捧,甚至挾洋人自重,自己也模擬洋腔洋調,自以為高明。還有兩種極端傾向,或自命為文化精英,躲進書齋,沉湎于個人的研究想象,故作高深,追求所謂純粹個人價值的自我實現;或有意無意地誤讀經典,追求商業炒作,扭曲文學價值,將嚴肅的學術研究變成娛賓媚俗的工具,迎合當前社會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浮躁風氣。
上述種種不正常的現象,如果僅從學術方法上尋求原因,還是不能解決問題。究其根本,還是我們的思想境界出現了問題。部分學者過于看重自我,過于關注自己的學術小圈子,而忘卻一個基本問題,那就是,我們為什么要從事學術研究?
這就要求我們要反思文學史研究的目的問題。薩特就曾經提出過這樣的問題:對于饑餓的人們來說,文學能頂什么用呢?其實,還可以擴大一點說,整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對于饑餓的人們來說,能有什么現實的用處呢?如果是現實的理解,確實沒有任何用處。但是人文科學的研究,最終體現在對于人的終極關懷和探索。清代學術史上有漢學、宋學之爭,而在漢學內部,又有吳派與皖派之爭。我曾寫過《段玉裁卷入的兩次學術論爭及其他》①,最終歸結到學術研究的目的以及由此決定的方法上來。從學術層面看,論爭的焦點只是一字之差,而在這背后,似乎又涉及古籍??痹瓌t的根本分歧。段玉裁等人認為照本改字并不難,難的是斷定立說之是非,也就是作者所言之義理。由義理而推斷古籍底本之是非,不失為??钡囊粋€重要途徑,也就是后來陳垣先生歸納的所謂理校。段、王之學最為后人推崇的,往往在這里。而顧千里則強調不校之校,寧可保持古籍原貌,也不要輕易改動文字。顧千里為惠氏學,信家法,尚古訓,恪守漢人做法。而段玉裁為戴氏學,認為漢儒訓詁有師承,有時亦有附會,他們從事文字訓詁和典章制度的研究,最終的目的還在義理的探究。這義理的背后,是人。
美國著名歷史學家詹姆斯哈威魯濱孫《新史學》認為,歷史的范圍非常之大,歷史的功能,主要是為了了解我們自己以及人類的問題和前景。歷史可以滿足我們的幻想,可以滿足我們急切的或閑散的好奇心,也可以檢驗我們的記憶力。但是歷史還有一件應做而尚未做到的事情,那就是它可以幫助我們了解我們自己、我們的同類,以及人類的種種問題和前景。這是歷史最主要的功用,但一般人們所最忽略的恰恰就是歷史所產生的這種最大效用。②
回顧學術史,我們還發現,文學研究的意義和價值的實現,最終取決于研究者的思想境界。如果把學術研究僅僅視為滿足好奇心,或者是為了稻粱謀,追求在小圈子內分享的文學研究,那是沒有生命力的。其結果必然會使理想缺位,自我邊緣,與現實社會,與人民大眾越來越遠,就走不出徘徊的困局。真正優秀的研究工作者,要站在歷史的高度,深刻地理解人民大眾的理想和追求,密切地關注時代的變遷與社會的發展,把自己的研究工作與人民大眾的需要和國家民族的命運聯系在一起,才能獲得發展的生機,才能提升學術的品位。20世紀30年代,著名音樂家冼星海在法國留學時,看到祖國的危難,在悲痛里起了應該怎樣去挽救祖國的危亡的思念,為人民留下了不朽的音樂作品。九一八事變之后,著名學者姜亮夫先生思想受到強烈沖擊,異常激憤,于是決定從民族性、民族文化特點入手,探索民族貢獻與今后出路,于是發表《殷夏民族考》,首次提出龍圖騰命題。此后,眾多學者不斷接力,將龍圖騰與實現中華民族團結起來救國的理想聯系起來,發出時代的最強音。正是由于這種勇于擔當的精神,他們拓寬視野,獲得了廣闊的研究空間,他們的研究成果本身也具有了深刻的人民性和現實感,真正發揮出啟迪民心、凝聚力量的作用。這是前輩學者留給我們的最深刻的精神啟迪。
顧炎武《日知錄》卷一九大聲呼吁文章必須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將來。今天,我們確實應當認真地想一想當代學者的使命是什么,這個時代的主題是什么,我們追求的終極目標是什么。做學問,題目可以有大有小,但是,必須要有寬廣通透的學術視野和關注現實人生的精神境界。否則,我們的學術只能越做越技術化,而缺少人文情懷;越來越脫離社會,而引起人們對于文學研究的誤解乃至排斥。由此看來,解決研究者的思想境界問題,這才是問題的本質。
應當認識到,文學研究在傳承文明、服務社會、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方面有著不可或替的潛在作用,是提高全社會文學藝術欣賞品位、建設美麗中國的重要環節。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學研究又是一項利在當代、功在千秋的人心工程。為此,文學研究工作者要勇于承擔使命,不斷探索新形式、解決新問題、凝聚新思想,真正拿出讓人民滿意的學術成果,才有可能真正實現文學研究的本質意義和長遠價值。
注釋: ①《文史知識》2010年第7期。
②詹姆斯哈威魯濱孫《新史學》,商務印書館1989年版,第1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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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學幻境說研究

一、中國古代文學中幻境的美學特征

幻境是一種特殊的藝術意境,是中國藝術中別具神韻的審美境界,尤以那些想象神奇、意動九天的詩歌和小說幻境最為集中地闡發了幻境美學之特征。

非實冥空———意中之意、境中之境

中國山水畫講究以幻悟真,以幻啟真。蘇軾云:“安石作假山,其中多詭怪。雖然知是假,爭奈主人愛?!敝鲝堅诨镁持畜w驗生命的真諦?;镁巢皇强陀^存在的實體,而是藝術家心靈境界的呈現,它所描繪的情境要么借鑒于神話,要么發自于內心,不受時空的障礙,創造出一種現實不能出現或不能實現的人生過程。這種“意境”體現得最多的就是詩歌和小說。王維雖然以“田園詩”名揚天下,但在他的著名詩篇《桃源行》中,以陶淵明《桃花源記》為藍本,描繪了一處詭奇、夢幻的世外桃源。最擅長以“象”化“境”的詩人當屬“詩鬼”李賀,杜牧在《李長吉歌詩敘》中說,李賀詩“蓋《騷》之苗裔,辭或過之?!闭J為盡管李賀詩中不少意象,“鯨呿鰲擲,牛鬼蛇神,不足為其虛荒誕幻”,但“求其情狀”,例如在看他的《浩歌》中捫心拷問“王母桃花千遍紅,彭祖巫咸幾回死?”又說“漏催水咽玉蟾蜍,衛娘發薄不勝梳?!痹娭懈鞣N意象應接不暇,有的采自神話傳說,有的采自歷史故事,有的是現實生活的折射……詩人將所有意象作了打破時空秩序的“蒙太奇”式的組合。曹雪芹的《紅樓夢》可以說是中國夢幻藝術的又一典范,眾多想象的意象,亦幻亦真,使整部作品處于一個如幻如夢的境界之中,用一種浪漫的近乎神秘的筆調展示出人世的蒼桑巨變,顯示了人生中美的東西被踐踏、被毀滅的現實,展現了一出女性和人生的大悲劇。青埂峰下的頑石既是這人生悲劇里的見證人,也是參與者,茫茫大士、渺渺真人、跛足道人、癩頭和尚實際上就是作者的代言人,作者借他們之口用一種荒誕的手法傳達了對人生深邃的感悟和感嘆,以及飽經富貴與浩劫之后的那種無可奈何的豁達。

即真即幻———行而無常、法而不空

中國傳統之儒家,在學術思想上講“經”講“?!?,以為天不變則道不變;但在立身治國上,則純粹是針對人生生活面,所以講仁義禮智信,講誠正修齊治平,而不談生前,不論死后,既無天國信仰,也不相信有來世,唯一確實掌握者為其現前自身之生命。這種觀念,使中國人成為純粹的現世主義者。然而歲月無情,現在轉瞬即化為過去,萬歲賡替,雖圣賢亦然。求長生而長生不可得,求及時行樂縱情聲色而樂往哀來。我國文學史上最早的偉大詩人屈原亦早有感嘆:唯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吾弗及兮,來者吾不聞。曹子建的“天地終無極,陰陽轉相因,人居一世間,忽若風吹塵?!碧諟Y明的“人生無根蒂,飄如陌上塵。處處皆顯示人生無??喽讨畱Q,故令霸氣逼人的曹孟德亦有“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無多……”之慨。被列為我國四大奇書之一的《紅樓夢》,根本上也就是透過賈府人物的興亡盛衰,表現人生若夢、世事無常的道理,字里行間佛家思想流露無遺,曹雪芹在第五回即安排寶玉神游太虛幻境事,警幻仙子顯示金陵因果名冊,演唱十二曲紅樓夢,暗示出生命的虛幻無常,與命運前定的因果觀念:為官的,家業凋零;富貴的,金銀散盡;有恩的,死里逃生;無情的,分明報應;欠命的,命已還;欠淚的,淚巳盡;冤冤相報自非輕;分離眾散皆前定;欲知命短問前生;老來富貴也真徼律;看破的,遁入空門;癡述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食盡鳥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凈。

不落有無———元而不盈、通透達心

佛教東傳以前,中國本土原也有類似思想,但卻與佛家所云大相逕庭。大抵言之,儒家講的是“天道福善禍淫”,是“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此種將人事因果歸之于天的“生死有命,富貴在天”的說法,往往令人有一種天威難測、捉摸不著的感覺,故而對儒家此種說法的確實性與周遍性,頗有商榷之余地。佛家之果報思想則不然,講的是生死輪回、三世業報。生死乃人生之大事,生從問來?死歸何處?大圣大智之若孔子者,對此問題,尚僅覆之以“未知生,焉知死?”遑論其余?而佛家輪回之說,非但解決了生死的問題,也為果報之說做了一圓滿之答復,因為“命系于業,業起于人;人稟命以窮通,命隨業而厚薄。厚薄之命,莫非由己?!边@一點,我們可以從小說發展史上看出這種趨勢:在《紅樓夢》中曹雪芹用夢來表達他痛定思痛,不能消除的悔罪意識;用夢來承載他“千紅一窟”、玉石俱焚的悲劇意識;用夢來寄托他懷金悼玉的泛愛意識,這三重意識,“構成了作者心靈廣袤、深邃的、奧秘無窮的內宇宙”。

二、幻境之說的原始生命觀

應該說,中國幻境之說或者說古代神話過早過多地被歷史化,以屈原《離騷》中對于鯀描寫為例,“鯀婞直以亡身兮,終然夭乎羽之野。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紛獨有此姱節?”王逸注謂“禹治洪水時,有神龍以尾化地,導水所注當決者,因而治之也?!焙榕d祖補注引《山海經圖》云“犁丘山有應龍者,龍之有翼也?!挠碇嗡?,有應龍以尾畫地,即水泉流通?!贝藨埮c禹的密切關系印證鯀化為龍的神話。另外,《天問》謂“伯鯀腹禹”,這不是現代人理解的父子意義,甚至不僅僅是鯀的腹中生子的奇異,這是鯀的直接復活。不管是黃龍,亦或黃熊,還是禹,都是鯀的新生命。當然這些又非完全偶然:禹繼承鯀治洪水的心愿和神力,龍與鯀初生時的稱呼“白馬”關聯,《周禮?夏官庾人》記“馬八尺曰龍”,天馬化龍,也就十分自然的事了。后來的應龍更是在治水中頻頻現身,透出鯀義不容辭的治水熱情。它們屬于鯀的生命圖騰,而這圖騰不是簡單的崇拜或是奇異的幻想,在原始生命觀中,它們是“互滲”的。法國學者列維?布留爾在《原始思維》中寫到“在原始人的思維的集體表象中,客體、存在物、現象能以我們不可思議的方式同時是它們自身,又是其他什么東西。它們也以差不多同樣不可思議的方式發出和接受那些在它們之外的被感覺的、繼續留在它們里面的神秘的力量、能力、性質、作用?!?/p>

中國神話中正包蘊著這種原始生命觀。如果我們忽視了這一點,就會輕易陷入神話歷史化以后的許多“理性”解釋而曲解神話的本意。如果說《離騷》中記載的神話僅僅是原始生命觀的萌芽,那么明清小說則將這種原始生命觀發展成熟。例如,《西游記》中一段“眾僧議論佛門定旨,上西天取經的原由……三藏道‘心生種種魔生,心滅種種魔滅,我弟子曾在化生寺對佛說下誓愿,不由我不盡此心’”。這些來自不同民族、不同時代的傳說,都揭示了原始生命觀中神秘的互滲律和生死循環、磨煉復生的信仰,然而平心而論,在《紅樓夢》確實將這一思想詮釋得最婉轉曲折、深辟入里卻又自然生動、逼真如實。例如在書中,通靈寶玉歷此半生,再非初始“自悼自嘆”的未用補天石,他與空空道人講:“歷來野史,或仙修君相,或貶人妻女,奸淫兇惡不可勝數……至若才子佳人等書,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終不能不涉于淫濫,以至滿紙‘潘安子建’、‘西子文君’……竟不如我這半生親睹親聞的幾個女子,雖不敢說強似前代所有書中之人,……至若離合悲歡,興衰際遇,則又追蹤躡跡,不敢稍加穿鑿”。反映、繼承、傳遞了古人樸素的原始生命觀,而這些智慧的感受,靈性的領略,也不僅僅屬于原始人,也屬于整個人類的永恒的、共通的生命感受。

三、幻境之說的哲學淵源

儒家講究“子不語怪力亂神”,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孔子出,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實用為教,不欲言鬼神,太古荒唐之說,俱為儒者所不道,故其后不特無所光大,而又有散亡?!倍S著佛教東渡,佛教無常思想透過文人的彩筆,與中國原有的思想相結合,再攙和當時社會上道教的色彩,進而做了更深入、更徹底的探討與發揮,為中國古代文學開辟了一個新的境界。透過佛陀的睿智與高僧大德的西行求法,佛教的東傳,帶來了“萬法皆空”、“諸行無?!钡挠^念,這是何等的深入、徹底,而又是這樣的震撼人心,非但更強調提醒原有人生苦短之觀念,更充分地開拓刺激了中國人的哲學視野,在文學作品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對無常不再只拘限于人生苦短之一點上,而趨于“諸行”無常、“萬法”皆“空”上。在唐代的傳奇小說中,如沈既濟的《枕中記》,李公佐的《南柯太守傳》,以及清朝蒲松齡的《續黃粱》等,都是將人生數十年之種種遇合,濃縮到一場夢的短促時間內,來描寫功名富貴以及人生之幻滅,如曇花一現,空而無常。如《枕中記》結段有言:生蹶然而興曰:豈其夢寐也?翁謂生曰:人生之適,亦如是矣!生憮然良久,謝曰:夫寵辱之道,窮達之運,得喪之理,無生之情,盡知之矣。

自此,由唐詩宋詞發展到明清小說,佛教“無?!彼枷雽τ谖膶W的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無論是吳承恩的《西游記》、陳仲琳的《封神榜》,還是蒲松齡的《聊齋志異》都將這一思想發揚光大。特別是在《紅樓夢》中,對于“一僧一道”和“經幻仙姑”、“太虛幻境”的描寫,雖然篇幅不多而且寫得恍惚迷離,巧妙地表達了作者對社會、對人性的深刻思考,產生了特別的藝術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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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學研究價值

一、內容意義與形式結構的中庸

古代文學研究說到底是文本的研究,而文本研究應該包括內容意義和形式結構兩個方面的內容。以詩、詞為最根本陣地的古代文學,其研究更無法回避這兩個問題。形式結構是指作者在作品中用以反映社會生活和思想感情的方式和手段的總和。內容意義是作品中所描寫的滲透了作家思想情感的社會生活。形式與內容之間體現出辨證統一的關系:沒有內容,形式無法存在,沒有形式,內容就無法閃現,二者各以對方為存在條件,不可分割。正是由于這種關系,作為文學研究,尤其是在以含蓄蘊籍著稱的中國古典詩詞的研究中,更是應該掌握好二者的平衡,既要析出其在布局謀篇中的妙處,又不穿鑿、拆散“七寶樓臺”;既要解悟作品真正的思想價值、審美意義、哲學思考、又不附會諸般“社會的”、“歷史的”、“美學的”風貌。舉個例子來講,北宋歐陽修有一首《蝶戀花》詞:庭院深深深幾許?楊柳墟煙,簾幕無重數。玉勒雕鞍游冶處,樓高不見章臺路。雨橫風狂三月暮。門掩黃昏,無計留春住。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這是一首情深意切的閨怨詩,但清代的張惠言卻在慎重研究后做出了這樣的結論:“‘庭院深深’,閨中既以遽遠也?!畼歉卟灰姟?則王又不寐也?!屡_游冶’,小人之徑也?!隀M風狂’,政令暴急也?!畞y紅飛去’,斥逐者非一人而已,殆為韓作乎?”①全詞被整體肢解,形式之美蕩然無存;附上“微言大義”,又失卻詞中原原有的閨思閨怨的情腸?,F今的詩詞研究者也常會做類似的事情,或是一首詩詞只剩下起承轉合、伏應斷續,或是要從一首小小的詩詞中“挖掘”出“深刻的哲學思想”、“重大的歷史意義”。應該說這樣的研究都是有失偏頗的,是對古代文學研究價值的破壞,對讀者鑒賞古代文學作品的阻礙。對古代文學作品形式結構和內容意義的研究,可以有所側重,也可以作一定的擴展和深挖,但前提必須是在其中找到一個平衡點,做出結論時更應嚴守中庸。

二、對象客觀與主觀建構的中庸

佛馬克、蟻布思在《文學研究與文化參與》一文中,將一個整體性的文學研究概念又細致分為文學研究和文學批評兩個側面。前者是一種解釋,有客觀的操作性,后者是一種闡釋,強調主觀的參與和制造,強調前見的主體在研究過程中的能動作用。這也就提出了文本研究中的對象客觀與主觀建構的問題。在古代文學研究中,處理好對象客觀與主觀建構的關系尤為重要。由于時間的久遠和流傳中傳抄、印刷及時代更迭時的校正等原因,古代文學作品文本的客觀性時常會受到質疑,需要研究者的考訂。但應當意識到,古代文學研究是為了挖掘古代文學作品的價值并利于它的傳播,以便對現代的讀者和作家的鑒賞與寫作提供指導。這就提醒古代文學的研究者,要把握對象客觀與主觀建構的“度”。古代文學研究的對象客觀應更多關注對文本本身的考察,對能夠幫助理解作品的作品的生成情況、作家的生平活動、思想狀況的一定程度的研究是可行。如對王之渙《出塞》一詩中是“黃河遠上白云間”還是“黃沙遠上白云間”,《紅樓夢》中黛玉吟誦的是“冷月葬花魂”還是“冷月葬詩魂”等的爭論直接關系到研究價值的立足點,無疑是必要的。但絕不能鉆牛角尖,像“紅學”研究中,對曹雪芹籍貫的考證,今天一塊碑,明天一個家譜,然后再大張旗鼓地爭論、打擂,除了成就幾位“專家”和專家所謂的“事業”,對《紅樓夢》研究本身幾乎沒有價值,甚至已經脫離了文學研究的范疇。還有的研究者走向另一個極端,過分強調主觀,像出于個人的偏見偏好對作品價值的抬高或貶低,自以為是脫離作品實際的“×××的真故事”之類都無益于對古代文學作品的理解和接受。在古代文學的研究中,應該把對象客觀與主觀建構統一起來,“中庸”中追求對作品深刻、獨到又有價值的見解和認識。

三、文學傳統與現實需求的中庸

古代文學研究的對象,是在古代社會出現并流傳,在今天的社會中仍舊傳播并備受關注的古代文學作品。古代與現代,雖不是完全對立的,但必須承認,它們是截然不同的。無論是社會的狀況、思想意識還是讀者的范圍、接受標準都有很大的差異。這種差異表現在文學研究中就出現了文學傳統與現實需求的矛盾。如果單純考察古代文學作品的歷史情況,分析作品在其產生時的思想和藝術,就會與現代的讀者閱讀產生比較大的距離,無法激發讀者的閱讀興趣。而如果一味地用現代的分析方法和視角觀點來關照古代文學作品,又會在某種程度上失卻古代文學作品的本來面目和真實趣味,同時會最終造成讀者的厭棄。比如,以下這樣的研究就會破壞古代文學研究的價值:“三言”中有一篇《蔣興哥重會珍珠衫》,寫的是商人蔣興哥與其妻王三巧本是一對恩愛夫妻,但蔣興哥出外從商時,三巧奈不住寂寞被人引誘與另一個商人陳大郎通奸的復雜的愛情故事。在對這一篇作品的研究中,學術界出現了若干種區別很大的觀點,其根本分歧就在于對文學傳統和現實需求的關系的界定。美國學者夏至清在《中國古典小說史論》一書中,稱這篇小說是“明代最偉大的作品”,“是一出在道德上與心理上幾乎完全協調的人間戲劇”,寫的是“商人階級中三個普通又體面的青年人,他們會愛并且忠實于愛”,“三巧全心全意地接受自己的情人正是她對丈夫的愛和思戀”,“愛既是情感的也是肉體的,具有雙重意義,正是這種愛,純潔了她的意識,以至于與處同樣情境的西方女性相比,她的徹底擺脫憂慮的坦然,道德上令人清爽……”②而徐朔方先生《論“三言”》一篇中,則認為,作品強調“少男少女,情色相當”,三巧與陳商之間的所謂愛情,只是“情色之娛”,不配作為愛情看待。這篇小說不是對禮教的否定,而是對愛情的否定。③前者的觀點是以現代的角度在考察作品,體現的是當代人對人性的認識,后者則立足于作品當時的道德和思想基礎,沒有現代接受的參與。兩者都失于偏頗,沒有能夠體現出一篇有著產生于古代而流傳于現代的雙重性質的古代文學作品的價值與意義。因此,在古代文學研究中,應當把握好文學傳統與現實需求的中庸,做到既有歷史又有現實,掌握好歷史與現實的交流與對話。在現實對過去無止境的接受中,既體現古代文學作品作為歷史的價值取向,又以當代的標準發掘過去文學的意義。

四、作家與讀者的中庸

任何信息的傳播都是發送者、媒介者和接受者三個因素的共同作用。作為文學,它的發送者是作家,媒介者是作品,讀者是接受者。文學作品的歷史地位決定于創作意圖與接受意識的統一。而文學研究的價值也同樣決定于其對作家和讀者的解讀是否是創作意圖與接受意識的統一,是否能夠在作家與讀者之間,在作品與讀者之間架起一座橋梁,使其能夠更好地溝通。尤其是在古代文學的研究中,這種溝通尤為重要。古代文學研究首先要能夠立足于作家當時的創作背景,從作家角度正確解讀其在作品中蘊含和宣揚的意識,而后要關注作品在長時間的流傳中意義與價值的轉換,然后立足現代體會新的閱讀角度、非專業的讀者可能產生的閱讀期待,最終找到古代的作家、古今并存的作品與現代的讀者之間的中介點。明確作家與讀者因古今時代不同而產生的意識差異,以及其間由于共同關注一部作品帶來的聯系,從而更好地發掘或引導讀者的閱讀期待,也能使作家的創作意圖被充分地理解。而要完成這樣的任務,古代文學研究者就應該有既客觀又主觀的身份定位,在作家與讀者中保持中立的立場,也就是嚴守中庸。否則,就與一般的讀者無異,無法完成作為研究者應該完成的任務。幾乎所有的古代文學作品,從它的誕生之日起,就被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立場、不同的目的研究著。尤其是那些優秀的、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留存至今的古代文學作品,在其流傳過程中每時每刻都被研究著。這種研究對作品和作家來講是值得慶幸的,因為這是對作家勞動和作品價值的肯定,但對于現代的研究者來說,卻實在不算一件好事,再深刻、再宏篇巨制的作品也經不住上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反復咀嚼。要想不乏味,要想出新,似乎只有“華山一條路”,就是在某一立場上,鉆研到極致。但筆者認為,這樣的終極性研究恰恰是一條死胡同,堵住了古代文學研究的繼續發展之路。因為這種方式無疑是為文學研究而研究,在結合作品分析的同時,反而把結論與作品推得更遠,實質上與作品本身是完全間離的,也就失去了古代文學研究的價值和應當發揮的作用。只有在內容意義與形式結構、對象客觀與主觀建構、文學傳統與現實需求、作家與讀者及其他許許多多古代文學研究必須面對和解決的矛盾中,找到最佳的平衡點,也就是嚴守中庸的研究者,才能夠得到真正符合作品實際、作家實際、時代實際和讀者實際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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